距离2003年博士毕业已经17年了，中国史学的价值趋向在近几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从重视考据逐渐走向重视解释，再加上史料易获性的极大的提高，因此本人历史城市地理学博士毕业论文从各方面来看都显得过时。不过，回想走过的学术道路，这篇博士论文虽然缺憾甚多，但对于自己后来此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确实也得出了一些有着些许学术价值的结论。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介绍的重点并不在于这篇博士论文本身，而在于这篇博士论文选题和写作过程，及其对后来自己学术道路的影响。
一、博士毕业论文选题的形成
关于本人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要从硕士阶段的学习过程谈起。本人虽然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对历史缺乏太多的兴趣。保送研究生之后，跟随李孝聪教授学习历史地理学。当时，历史城市地理是李孝聪教授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因此在跟随导师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论著，但一直没有找到太多的研究路径以及有兴趣的研究方向。
机缘巧合，大致是在1998年前后，李孝聪教授让我整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中与城墙有关的材料。在整理这批材料的过程中，本人发现方志中缺乏对明代中期之前城墙修筑的记载，这与当时从各种研究论著中得到的城墙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常识”完全相反。那么，这是文献记载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常识”出了问题？这应当是本人学术生涯中提出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问题”吧。由于本人的思维偏向于理工科，再加上有着很好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因此很快就将相关数据制作了数据库，但一直没有进入到论文写作阶段。不过，由此奠定的一个幼稚的想法就是，我们似乎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并不了解，或者至少不是那么太了解。
与导师商定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明清甘肃东部城市形态研究》，当时的想法就是从区域入手，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加以研究，最终通过对区域研究成果的整合，从而形成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整体性的认知。不过在硕士论文答辩中，答辩委员王天有教授一再强调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区域来进行研究，这一区域与其他区域或者全国整体相比，有哪些特征？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核心就是：在不了解整体的情况下，如何能确定区域的特色？这个问题导致我此后放弃了对区域的讨论，而倾向于对全国进行整体性考虑。
2000年，考上博士之后，继续跟随李孝聪教授从事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当时在中国学界，“唐宋变革论”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对应的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就是“中世纪城市革命”。在跟随导师参加荣新江教授主持的“盛唐研究”时，本人也关注了唐宋城市的一些问题，发现，如果就像硕士阶段搜集的城墙资料显示的那样，唐宋时期很多城市没有城墙的话，那么“中世纪城市革命”中的一些结论似乎是不成立的；而且，在唐代的文献中，似乎商业活动并像不“中世纪城市革命”所说的那样只是局限于“市”中，且如果商业活动只能局限于“市”中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生活似乎也不可想象。
回想起来，当时大致就是基于上述这些疑惑和认知，即：对中国古代的城市要进行整体性的认知、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些“常识”可能存在问题以及“中世纪城市革命”本身可能存在问题，由此在导师李孝聪教授的支持下，将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为《唐末至明中叶中国地方建制城市形态研究》。
二、博士毕业论文的撰写
“唐末至明中叶中国地方建制城市形态研究”，这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都显得非常宏大的选题。即使是在资料易获性大为提高的今天，将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极大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估计也具有非常大的难度。当然好处就是在当时没有像今天那样需要对这么多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因此只要动笔写就好。
就撰写思路而言，既然放弃了区域研究，那么如何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则是一个难点，也没有太多可供借鉴的前人研究方法，因此最终采用的方法就是：将构成城市形态的要素拆分出来，然后逐一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最后再将在这些研究结论组合起来，构成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整体认知，这也即后来在《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正式提出的“要素研究法”。
由于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众多，因此这篇博士论文显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因此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的”要素上，如城墙、坊市、衙署、城内的街道，以及庙学，重点分析它们在城市中的空间布局以及在全国的空间分布。当时GIS在中国历史学界刚刚兴起，对于计算机有着浓厚兴趣的我，显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研究手段。而且，GIS对于空间分布的直观性展示以及可以多元素并置分析的方法，与“要素研究法”的需要非常契合。
最终撰写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从结论上来看，基本满足了最初的预想，即从城市形态构成要素入手，从“史实”层面否定了“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认知。但从研究本身而言，则缺憾甚多，如对衙署和庙学的研究过于简单，虽然提出的结论比较有新意，而且至今来看也是成立，即衙署在中国古代存在着在城内从集中分布向分散布局的转型，时间大致是在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的庙学形成于宋代，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唐代。之所以说“过于简单”，是因为，这两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就事论事”，也即通过对材料，主要是方志材料整理，归纳现象，并得出一些简单的“因果解释”。“城墙”和“坊市”的部分则在材料方面详细和多样化一些，但并不“充份”，且同样进行的是简单的“因果解释”。
之所以说是简单的“因果解释”，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肤浅的意识到“因果”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提出不同的“因果解释”，且这些“因果解释”似乎也无法进行“验证”，也即无法进行绝对的对错判断，那么由此一来，“因果解释”的意义何在呢？
总之，这篇博士毕业论文完全不让人满意，但当年正好赶上了“非典”，各方面都比较宽松，再加上文中确实存在各种在当时看来具有“创新性”的认知，因此也算是顺利毕业了。
三、博士毕业论文对本人此后研究的影响
从后来的学术发展来看，这篇博士论文影响了本人学术研究的发展，甚至导致了本人研究思路的彻底转型。
博士毕业论文虽然非常不让人满意，但确实构建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框架，在预答辩的时候，导师李孝聪教授和邓小南教授对此也表示了肯定，回想起来，当时导师和邓老师的肯定是我后续能将论文最终完成的动力之一吧。后来，同窗好友现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职的王献华，翻看本人博士论文的时候，感叹道：“这篇论文你可以吃一辈子”，表达也是同样的意思。
博士毕业后，进入社科院历史所跟随辛德勇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当时的设想就是，既然对博士论文不满意，那么未来就一步一步的做吧，一个要素、一个要素的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最终完成博士论文的构想，即复原中国古代的城市形态及其发展脉络。于是，博士后期间主要就是以GIS为主要技术手段，从事中国古代城墙修筑的研究，并先后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课题“中国古代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明清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基金“中国古代筑城史研究”以及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成果也就是《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一书，以及《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此说明一下，《空间与形态》的编辑水平有些糟糕，最终凭空编辑出来很多硬伤。
在此期间，还准备了数十万字的关于庙学的方志和碑刻资料，设想今后应当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切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庙学。不过，随着研究的进行，本人之前研究中存在的疑虑日益凸显，由此，最终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疑虑，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因果解释”。历史学中存在大量的“因果解释”，一些所谓的学术争论，实际上争论的焦点也是不同的“因果解释”。但正如前文所述，简单的因果关系似乎是不存在的，且人们是否能真正认知“因果”同样是一个问题。在翻译《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时候，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因果解释”的放弃，而只是强调“相关性”，给我极大的冲击。由此，在那时我也偏向于“相关性”的解释，典型的论文就是《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当然，近些年，我对“因果解释”和“解释”有着新的认知。
第二，材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本人博士论文中关于“子城”的部分，由于材料太少，因此对子城最初的功能只能通过一些旁证和逻辑推理进行讨论，但在社科院历史所青年论坛上发表时，这一部分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大致意见就是材料太少，最好不要谈。确实传统史学强调“一分材料讲一分话”，在这一视角下，这一质疑是有合理性的。但我的疑虑就是，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永远不可能存在充份的史料，即使研究当代问题也是如何，我们永远面对的都是材料的匮乏。如果“一分材料讲一分话”，那么就没有办法进行研究了，而且这种认知实际上相当于“史料”就是“史学”，那么研究者的工作也就成了将史料翻译为白话文，这显然让人难以接受。由此，我一方面坚定了以逻辑或者旁证进行历史研究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对那些“材料充份”时代，用海量数据（今天的大数据）来进行研究的意义产生了疑惑。后者导致我对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广泛搜集材料的意义抱有怀疑，更进一步的就是对通常认为的史学的研究目的“求真”产生了怀疑。
上述两者的结合，使得我对博士论文所基于“空间复原——分析空间演变——因果解释”这样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模式产生了质疑，由此城市形态方面的研究也显得索然无味，再加上2010年前后跟随导师李孝聪教授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古代地图。因此，当时构想在今后等找到能说服自己的研究思路后，再转回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当然，时至今日，这一天也没有到来。
顺带提及的是，本人目前认为历史学的目的不在于“求真”，“求真”至多是“让别人信以为真”，而这也只是历史学的“力量”；历史学目的在于：基于今天，认知过往，从而影响未来。“让别人信以为真”依靠的也不只是材料，还有逻辑、修辞、气势和氛围等等；且“因果解释”也属于“让别人信以为真”的手段，因此是可以接受的。本人撰写的一篇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论文最近可能会刊发，文中对于“唐宋变革论”并不是持绝对否定态度，而是认为以“唐宋变革论”为代表的各种“变革论”只是一些具有某些前提的历史认知而已，而不是“史实”，这算是对博士毕业论文的一个交待吧。
四、撰写博士论文的启示
中国学者的培养中过于强调“以小见大”。“以小见大”，大致就是通过某些小的“史实”看出大的历史变化，因此在研究中讲求从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细节入手，最终揭示出宏观的历史脉络。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有其合理性，但在培养学者中过于强调这一点的话，则是存在问题的。“以小见大”这种研究方式的前提是要能对“大”有着充分的把握，由此可以从众多的“小”中选择出那些可以窥探到“大”的“小”。再加上，中国传统史学中“实证至上”，两者结合起来，目前博士研究生的选题通常被要求“以小见大”，从实证入手，或来展现某种宏观历史脉络，或去展现大的历史背景。这样的选题本身没有问题，而且也是值得推崇的，但问题在于，目前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期间除了应对各种考核之外，主要强调的是在尽早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之后，对于相关史料、文献、研究的阅读，在缺乏针对性训练的情况下，难以想象博士研究生能成熟的把握和理解宏观理论和大的历史背景，在难以把握“大”情况下，那么从“小”是无法窥探到大，即使能窥探到“大”，那么这种“大”也是导师告知的或者其他学者的成果，由此绝大部分博士生是无法去对“大”进行真正成熟的思考的，且熟知并不等于能熟练的驾驭和发自内心的掌握。按照这种学术训练方式培养出来的学者通常缺乏宏观问题的思考能力，因此在走上研究之路之后，很多都只是局限于自己博士论文所涉及的“大”中，只不过在具体研究中变换了研究时间、地点、人物而已，缺乏创造、辨析以及批判“大”的能力。
而本文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是一个宏大的题目，在今天来看，其不仅为本人此后的研究奠定一个框架，而且由于宏大的题目往往会涉及到非常多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因此可以为研究者今后的研究留下许多具有深度的可开拓的空间。确实，回过头想，本人的博士毕业论文虽然写的很幼稚，甚至有些“烂”，但确实对我时至今日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博士毕业论文，最好能选择一个宏大的选题，毕竟这是“博士”的毕业论文，而不是“专家”的论文。
此外，在考虑选题的时候，还要考虑去回应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或者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方法。所谓回应，并不是像现在很多论文那样去验证和使用，而是要保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总体而言，所有方法、观点、常识和理论都不是“真理”“史实”，都只是一种主观性的“认知”，或者只是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因此必然会存在“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揭示，必然会推动历史研究的演变，这应当是学者内心所应当秉持的信念之一。
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天分，仅靠“坐冷板凳”是无法成为顶尖的学者的。历史学是一门具有思维深度的学科，而不是“力气活”。学者的经历、培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上述目标在博士毕业论文中未必能完全达成，但至少应当有着上述思考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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