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乡建德梅城解放后过三天出生的，新中国的同龄人。回顾最近二十年的工作、学习情况，还有文革时期的学校部队生活，真是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分。那时还在市风景旅游局上班，作为单位的负责人，办公桌上还没有一台电脑。市人事局倒有超前意识，下了一个文件：凡50周岁以下的公务员都得去市委党校上半个月的电脑培训课。办公室主任替我报了名。哪知，才上了一节课，分管领导就打电话过来了：工作这么忙？50岁的人了，还学什么电脑呀？既然领导都发话了，以工作为重，只得“休学”。以后配置了电脑，也就是打开来上上网，看看新闻而已。
一晃5年过去了，到了55岁，组织找谈话了，成了“甩手掌柜”——调研员，有的是时间了。五一节，在复旦大学医学院读书的外甥女回新安江玩，到办公室教了我两个下午，我很快学会了智能ABC拼音打字和发“意麦儿”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就能坐在电脑前，惬意地敲着键盘，看着一行行文字显现出来，心里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愉悦。也就是在那三四年的空闲时光里，我用电脑写了2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记得光2005年的《浙江日报》“钱塘江”文学副刊就发了我四篇散文，还有许多作品在上海、青海、浙江等地文学大赛中获奖。到年底，挑了38篇，汇编成册，定名《新安浮水上》，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把以前发表的作品找出来，分门别类，编辑了三本诗歌集、散文集和中短篇小说集，都得以顺利地出版了。
到了2009年初，离退休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心里再清楚不过，公车“侍侯”我们这批调研员的日子就要到头了。60岁报名去考驾照，在那批学员里我的年龄排行老二。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还在杭州当兵，还是汽车教导队的助教呢。那时，杭州城里汽车很少，交通工具主要靠黄包车、公交车和电车，街上还没有私家车，我们开着“解放牌”“嘎斯51”军车，解放路延安路，西湖边的西山路北山街都可进进出出，可神气呐。随着退伍回地方工作，当了官用上了公车，35年没摸过方向盘了！
“坐姿端正视前方，喇叭响手制动放”口里默念着部队汽车教导队的口诀，我这个老兵坐进驾驶室，握着方向盘上路了。一个半月后，拿到驾驶证，开上自个买的新车，心里别提有多美了。2014年，我们几个严州中学的老三届碰到一起闲聊，说起市老年大学有个英语班，能不能办个实用性的英语口语班呢？现在国门打开，涉外旅游也多了，而且许多家庭的子女都已经移民海外。向葛校长一建议，就把英语口语班办起来了。
第一天带上老花镜，拎只袋子去上学，在电梯里碰到个同事，她问道：你来上课了？教哪个班？我笑道：我是来当学生的！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抚摸着还散发出油漆馨香的桌面，我恍如隔世，走出严中校门已整整46年！65岁再进课堂，读的还是英语！
说起读英语，还有一段情结。在严中读了几年英语，文革就开始了。记得老师是个“棉纱线拿来”的宁波人，普通话说起来我们都不甚明白，更别说英文了。记得有个王老师，小个子，英语挺棒的，因为是右派，被造反派叫去每天打扫厕所，我们还只能叫他王先生，可惜没教过我。当时注重的是书面考试，不重视口语。
1996年，我是第一次公费出国去澳大利亚考察，那时，澳大利亚还不是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机会十分难得。立即买了本《英语九百句》“啃”起来，哪里记得住呵！临时还带上《袖珍英汉辞典》，一进房间，就对着盥洗室、墙壁上的英文查辞典，生怕把饭店的器具弄坏了。我们去的是10月份，来去匆匆的8天行程，由于语言不通，真是辜负了那里桃红柳绿的大好春光！
大家都说，老年大学聘的教员是一流水平的。我们班来了个年轻的金老师，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纯正的“泰晤士式”英语。面对父字辈的学员，她耐心地教，我们就认认真真地听、说、读、写。七八个课时下来，大多数学员找到了英语的感觉，有的开始“渐入佳境”……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就用微信把刚学会的句式与远在墨尔本读小学一年级的孙女聊天，享受着天伦之乐。上个月，去三都镇镇头村参观，我发现“公共厕所”标牌的英文标识为“comfort
station”,当时一楞，还有这种表达方式？直译就是“舒适的车站”。村书记在一旁说，杭州有关单位来验收，要把标牌换掉，说是英文写错了。我马上百度一搜索，这个英文单词也是可用的。
一晃，又一个五年过去了。由于学习了英语口语，语言障碍少了，出国也方便多了，我已经游历了33个国家。
人生七十古来稀，老有所为也不难。我55岁学电脑，60岁学开车，65岁学英语，人只要有信仰，有毅力，就能到达理想的彼岸。感谢时代，感谢祖国，感谢生活，老年大学开设了五彩缤纷的课程，使我们这批退休的老人感到为时不晚，想学的和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享受着真正的品质生活。我想，参加老年大学的学员们都会发自肺腑地说上一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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